有人说达·芬奇是“西方的苏颂”，那么苏颂又是谁？

漫漫历史长河中，有一位博学多才的“观星宰相”。他既是朝中重臣，又是科研先锋；他领导研发的水运仪象台，被认为是“现代钟表(zhōngbiǎo)鼻祖(bízǔ)”；他组织编纂的《新仪象法要》，被称为世界(shìjiè)(shìjiè)上最早、最完整的机械图纸；他编校(biānxiào)完成的21卷《本草图经》，则是世界上最早的附有植物标本图的版刻本草图谱…… 他就是(jiùshì)北宋天文学家、药物学家、政治家和诗人苏颂。 英国广播公司（BBC）的纪录片说：“有人认为苏颂(sūsòng)是‘中国的达(dá)·芬奇’，但更(gèng)准确的说法是，达·芬奇是‘西方的苏颂’。”但在当代，很多人并不知道苏颂的名字和事迹。 福建(fújiàn)厦门市同安区的(de)苏颂(sūsòng)公园内，一座三层红色木阁楼因为造型独特，格外引人注目。这是根据苏颂领导研发的水运仪象台1：1复刻还原的。 进入这座复刻的(de)(de)水运仪象台内部，精巧的设计让人啧啧称奇。这台“天文钟”由水驱动，但并非简单(jiǎndān)地用水冲击水轮，而是通过精巧的机械设计确保水流量恒定，再通过枢轮及控制机构实现精度极高(jígāo)的回转运动，从而实现精准报时。 水运仪象(yíxiàng)台中层的(de)密室浑象，用于实时演示天体运动。组图均为夏海滨 摄 更令人赞叹的(de)是(shì)，水运仪象(yíxiàng)台的顶层是一台浑仪。它(tā)起源于西汉，是古代的“天文(tiānwén)观测台”，可以通过观测星辰变化，调整“天文钟”的“日出”和“日落”报时准确度，还让古人早早地区分了“冬令(dōnglìng)时”和“夏令时”；仪象台的中层是用于展示天象变化的浑象；底层则是动力装置(dònglìzhuāngzhì)及计时、报时机构，通过齿轮传动系统与浑仪、浑象相联。这座巨大的“天文钟”各部件环环相扣、紧密相连，实现了天文观测和报时的“浑然一体”。 当年，作为“专家型官员”的苏颂接到任务后，四处网罗人才，发现(fāxiàn)了韩公廉、王沇之等有(yǒu)技术专长的骨干，组成了研制水运(shuǐyùn)仪象(yíxiàng)台的“课题组”。经过3年多的研发和制造，世界上第一台兼具天文观测和精准报时功能的水运仪象台横空出世。 然而，天有不测风云，水运仪象台在金兵南下后(xiàhòu)，被人从汴京（今(jīn)河南开封）转移至燕京（今北京地区）。此后因经纬度发生变化，且金人不懂如何调整，它无法实现精准(jīngzhǔn)报时和相应的天文(tiānwén)观测，遂被遗弃，后来原件也被毁坏。进入南宋时期，宋高宗曾试图组织人手重建水运仪象台，但因为种种原因，重建计划无疾而终(wújíérzhōng)。 矗立(chùlì)于厦门市同安区苏颂公园的水运仪象台的1：1复刻品。 苏颂的头衔有不少，他既是元祐七年（公元(gōngyuán)1092年）的宰相，又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天文学家、天文机械(jīxiè)制造家、药物学(yàowùxué)家和著名诗人。集诸多头衔于一身，这与苏颂的成长环境不无关系。 北宋天禧四年（公元1020年），苏颂(sūsòng)(sūsòng)出生于福建同安县芦山堂（今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城关）。“苏颂的父亲苏绅是翰林院学士，母亲陈氏也来自大户人家。陈氏在嫁给苏家时，嫁妆里就有一些天文仪器。”据苏颂后人、厦门市同安芦山堂苏颂研究会(yánjiūhuì)创会会长(huìzhǎng)苏清祥介绍，幼时的苏颂经常拿着(zhe)这套(zhètào)天文仪器仰望星空。来自父亲的口传心授，让天文的种子在苏颂心中生了根。 在厦门市同安区科技馆(kējìguǎn)，还陈列着苏颂的另一项天文仪器——假天仪(jiǎtiānyí)的复刻模型。它形如球状竹笼，外层(wàicéng)糊纸，再按天上(tiānshàng)星宿的位置在纸上开孔。当人悬坐球内，扳动(bāndòng)枢轴使球体转动，星光自孔透入，就能(néng)全面地看到星宿的出没运行。“可以说，假天仪是古时候人们观测星空的‘AR（增强现实）设备’，借助这个仪器，即使不懂天文的人也能轻易掌握二十八星宿的位置。”同安区科技馆馆长高水满说。 放置于同安区(tóngānqū)科技馆的(de)假天仪的笼象内部，其主要用来演示我们所看到的星空。 不论是水运(shuǐyùn)仪象台(tái)还是假天仪，都是北宋时期科技水平高度发达的体现。更重要的是，苏颂还将精密仪器的研发和制造工序详实记录下来，形成了《新(xīn)仪象法要》。 “这就好比(hǎobǐ)我把东西做出来(chūlái)，还管‘售后’。《新仪象法要》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‘机械使用说明书’。”高水满介绍，该书图文并茂(túwénbìngmào)介绍了水运仪象台的设计、建造和使用方法，其中有关“擒纵器(zòngqì)”（近现代钟表上的关键机械结构）的描述，证实(zhèngshí)了擒纵器最早由中国人发明。 英国著名科技史研究学者李约瑟在《中国科技史》一书中写道：苏颂把时钟机械和观察用浑仪结合起来，在原理上已经完全成功。因此(yīncǐ)可以说，他(tā)比罗伯特·胡克先行了六个(liùgè)世纪(shìjì)，比方和斐先行了七个半世纪。 生逢其时的“六边形战士(zhànshì)” 古代官员中能成为“一代名相”的人并不多，做名垂后世(míngchuíhòushì)的天文学家、药学家或诗人也非易事，但苏颂却是同时(tóngshí)拥有这些身份的“六边形(liùbiānxíng)战士”。 有的(de)人天资聪颖，出生(chūshēng)时的“技能点”都“点”在了天赋上；有的人后天发力，在成长过程中(zhōng)把“技能点”都“加”在了勤奋上。但对(duì)苏颂而言，他在幼年时期就爱观星望月，在成长过程中也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通读(tōngdú)史书典籍，又有机会将爱好与实践结合，最终成为一代大家。 在古代历史上，中医中药一直被视为珍贵的资源，但(dàn)直至北宋(běisòng)，我们一直没有(méiyǒu)一本涵盖全国各地草药名录且图文并茂的参考书。于是，宋仁宗将“全国中草药普查”的任务交予了苏颂。 北宋嘉祐年间，苏颂在全国范围内召集了一批有经验的儒臣(rúchén)，一同审定出版了《神农本草》《急备千金方》《外台秘要》等医学书籍，并与掌禹锡、林亿等人联合(liánhé)完成(wánchéng)了《补注神农本草》20卷。 编审这些(zhèxiē)书目时，苏颂发现前人编纂的(de)药典(yàodiǎn)有一些谬误。为了勘误，他建议各路州县派人将当地产的药仔细(zǐxì)辨认根、茎、苗、叶、花、实、形色和大小，并将虫、鱼、鸟(niǎo)、兽、玉石等能入药的材料一一画图，说明成长过程、收采时间及相应功效。同时，他们还对海外(hǎiwài)来的药物进行取样分析，并送京城绘成本草图，最终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附有植物标本图的版刻本草图谱。后世认为，《本草图经》给李时珍(lǐshízhēn)编纂《本草纲目》提供了直接灵感。 经(jīng)过4年的(de)集纳和修订，苏颂编撰完成了(le)共计21卷的《本草图经》。全书收集药物780种，新增全国民间药物103种，在635种药名下绘图933幅，内容广泛而充实。 “北宋(běisòng)苏颂《本草图经(jīng)》达到了世界（药学）的最高水平。”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、日本关西大学教授(dàxuéjiàoshòu)宫下三郎这样称赞苏颂。而日本科学史家薮内清认为，苏颂的著作远远超越了为《补注神农(shénnóng)本草》加附图这种做法本身的价值，他创作了具有全新意义的科学本草书。日本本草学史家冈西为(gāngxīwèi)人则认为，苏颂根据天下各郡县所送来的许多标本和资料(zīliào)，编写了充满渊博学识的著作，是有关宋代药物(yàowù)的重要资料，其药图对后世的本草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。 “来无源委逢秋盛，信有盈亏应月生。”这是(zhèshì)苏颂(sūsòng)名篇《观潮三首》中的(de)诗句，反映了他对潮汐涨落的观察——潮水在秋天时变大，且往往伴随着月相的盈亏变化。作为一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，苏颂将自己的科研所得倾注在诗句中，被后人称为(chēngwéi)“科学诗”。 “唐宋(tángsòng)的名家大作实在(shízài)太多，苏颂在其中(qízhōng)就显得‘名不见经传’，但他的诗(shī)确实给后世很多启迪。”高水满说，后人将苏颂的诗篇集纳成册，编修为《苏魏公文集》，在600多首诗篇中有30余首为“科学诗”，为后人进行相关的科研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。 对现代科学发展的启迪(qǐdí) 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北宋时期的中国，可谓是“世界科研的中心”。海外各邦纷纷(fēnfēn)遣使来宋，试图(shìtú)将先进的科技带回并发扬光大。但宋之后的一段时间，我国(wǒguó)的科技实力却日渐衰退，甚至(shènzhì)明后期的天文学家“观星”时，都要借助欧洲发明的望远镜。 有一种声音认为，我国古代天文观测(guāncè)主要为巩固皇权服务，这让苏颂等一批科学家能够调动大量资源(zīyuán)。“古时候的(de)皇帝被称为天子，‘应天承运’是其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，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代要设置专门的部门和官吏(guānlì)来观测天象。”苏清祥认为，包括水运仪象台在内的诸多精巧(jīngqiǎo)“观星工具”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。 然而，正因为天文仪器主要服务于当时(dāngshí)的极少数人，客观上让普通人与(yǔ)“观星”无缘。“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后(hòu)，科研工作对普通人开放，平民能接触到最新的天文仪器，这为欧洲赶超中国提供(tígōng)了丰沃的土壤。”厦门市同安区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林永富说，相较于欧洲天文研究在文艺复兴后的“平民化”，中国古代的天文研究却(què)始终未向普通人开放，我国在这场天文观测竞赛中逐渐落(luò)于下风。这也是明朝(míngcháo)后期中国人“观星”需要借助伽利略制造的天文望远镜的直接原因。 闭关锁国(bìguānsuǒguó)政策的实施，也客观上拉大了中外科研水平的差距。明朝时期，为防范倭寇滋扰沿海，统治者推行了“海禁”政策，断绝(duànjué)了东西方自海路的民间(mínjiān)交往。尤其(yóuqí)是进入清朝后，闭关锁国的实行和“天朝(tiāncháo)上国”的自大，让中外交流尤其是科技交流几乎陷入停滞。高水满说，西方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，迅速迈入“蒸汽时代”，生产力(shēngchǎnlì)和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革，加速拉开了中国与西方的科技差距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国在(zài)天文探索领域再次发力：1970年，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向外太空发射(fāshè)人造卫星的(de)国家；2003年，随着神舟五号载人飞船(fēichuán)的发射，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…… 近年来，“天宫”空间站实现航天员长期驻留，“嫦娥六号”在月球背面“寻宝”，“天问一号”对(duì)火星进行细致的“凝视”……这些(zhèxiē)伟大的天文探索(tànsuǒ)成就，既有中国人自古以来对浪漫星空的追寻情结，更是对苏颂等前人“观星(guānxīng)”的继承。 “倚盖星河檐际直，玉晨钟磬枕边听。”苏颂(sūsòng)对(duì)星空的追寻，如今也已成为后人奋斗的目标。